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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一季度经济“好于预期”,下行压力首提“体制性因素”

作者:景天灯具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浏览: 发表时间:2019-04-25 21:31:57 来源: 澎湃新闻

新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改革开放的强信号。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到,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

“体制性”因素首次提及。与之相较,2018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要通过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新进展巩固经济社会稳定大局。会议要求,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落实国民待遇。

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交织叠加

“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会议对一季度经济运行作出积极判断。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会议强调,要清醒看到,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

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4%,工业增加值、消费和投资增速比前两月有所加快,就业、物价保持平稳。尤为可贵的是,市场预期仍在改善,积极因素逐渐增多。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面对诸多困难挑战,今年一季度的成绩来之不易。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首次出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体制性”因素?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体制性因素可以理解为经济制度性原因,主要是没有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

事实上,中国面临的各种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交织叠加,加大了经济工作的难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指出,经济下行压力的周期性因素主要是从需求面来考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开始缓慢复苏,但主要工业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速并未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由于全球范围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放缓,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外需疲软,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部门受到很明显的负面影响。

余淼杰认为,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更多是结构性因素,一些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相互交织,主要从供给面来理解。

他指出,供给面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人口红利下降。

结构性因素还体现在国企和民企能否实现公平竞争上。从较长时间尺度看,国企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8年的2/3下降到2018年的1/3,民营经济在过去20年取得了长足发展,实现了“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不够。

产能过剩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余淼杰指出,由于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中国出现了水泥、钢铁等九大部门的产能过剩。此外,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要通过五大城市群建设(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等举措来带动地区发展。

向改革要动力

体制性问题需要深层次改革来解决。

回看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中有一句话是“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

而当时部署的2919年七项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便是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

其中的改革任务涵盖了国企民企、财税金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具体包括:

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动中国铁路总公司股份制改造。

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

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强化监管和服务能力。

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稳步推进高水平开放

4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落实国民待遇。

近一年来,中国不断释放扩大开放的信号。去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扩大开放四大举措: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

在外商尤其关注的金融服务业开放和制造业开放方面,中国扎实稳步推进。

例如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取得了明显进展:瑞士银行对瑞银证券的持股比例提升至51%,实现绝对控股;安联(中国)保险获准筹建,成为中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美国标普公司获准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美国运通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起设立合资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的申请已经审查通过。

制造业方面,特斯拉独资工厂落户上海、宝马汽车对合资企业增资以提高股份占比、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独资的惠州化工综合体项目落户广东惠州等项目都突破了以往的限制。

今年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外商投资法》标志中国进入制度型开放。该法明确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时再次表明,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将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将持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今年6月底之前,我们将再次修订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条目,扩大增值电信、医疗机构、教育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等领域对外开放。我们的负面清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而且‘非禁即入’将全面落实。”李克强说。

他还指出,为确保《外商投资法》有效实施,中国政府已启动配套法规、规章制定工作,以细化外商投资法确定的主要法律制度,形成可操作的具体规则。这将在年底前完成,确保明年1月1日与外商投资法同时实施。

以开放促改革

《外商投资法》出台后,外界普遍希望能够“以外促内”,促进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这也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的要义。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谈到,《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是中国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内资外资、国有民营同等待遇,在进入上、在监管上、在市场淘汰上、在处罚规则上、在获得资源上平等。

他指出,《外商投资法》突出了一些现代要素市场的作用,草案中有很多关于技术、专利、标准等方面的内容。过去的关注点主要在关税配额、关税减免等问题上,而这几年外商投资当中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技术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问题、商誉问题等,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就在这些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元春也对澎湃新闻表示,应以《外商投资法》为契机,梳理国内整体投资环境。建议利用《外商投资法》的推行,来促进国内投资的一些条例、法律的完善,使营商环境真正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以开放促改革还体现在中国积极主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等方面。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关切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移等问题。

余淼杰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有一定距离,但应看到,就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力度已经超过了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政府在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知识产权保护。

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目前,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已经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次修法将引入加倍惩罚的赔偿机制、大幅提高法定赔偿额,要让严重侵权假冒者承担付不起的代价。不允许强制转让技术。

“我们言出必行,对违法者依法严肃处理。”李克强强调。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前,2018年7月1日起,我国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将汽车整车税率降至15%,将汽车零部件税率降至6%。此外,当年5月1日起,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我国的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

余淼杰指出,中国进一步降低关税,也努力废除大量非关税壁垒,如取消出口补贴、进口配额、政府采购限制等,这些都是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深化改革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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